安特卫普 圣母大教堂坐落 在格罗特市场(Grote Markt)狭窄的街道中央,佛兰德斯最重要的艺术珍品都在这里。大教堂本身也是比利时最重要的古迹之一。然而,尽管大教堂规模宏大,但它并没有立即呈现在人们眼前:附近的房屋几乎都在小心翼翼地遮掩着它,只有屋顶和尖顶在城市的天际线中显得格外醒目。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建筑细节,却蕴含着这座城市与其主要礼拜场所之间的关系:一种由自豪感和归属感构成的关系,同时也是一种日常的、近乎低调的共存关系。
圣母大教堂的历史源远流长。早在 9 世纪,一座供奉圣母的小教堂就矗立在现在的位置上。1124 年,一些持不同政见的世俗教士居住在这座教堂里,在 Xanten 的 Norbert 的努力下,这座教堂成为了修道院教堂。这座教堂成为安特卫普的新教区教堂,并被改造成一座规模宏大的罗马式教堂(长 80 米,宽 42 米)。然而,直到 1352 年,一个雄心勃勃的项目才逐渐成形,这就是现在这座壮观的哥特式建筑,它将成为法兰德斯最大的教堂。如今,教堂长 120 米,宽 75 米,北塔楼高 123 米。
圣母大教堂的建造是一项艰巨的工程,历时近两个世纪。建筑工地从唱诗班开始,一直延伸到桥墩和中厅,在建筑师扬-阿佩尔曼斯(Jan Appelmans)和彼得-阿佩尔曼斯(Pieter Appelmans)以及后来的隆布特二世-凯尔德曼斯(Rombout II Keldermans)的指导下,当地工人和法国工人通力合作。大北楼于 1518 年完工,尖塔上的十字架不久后也举行了祝圣仪式。然而,由于财政问题和随后几十年城市历史上的宗教动荡,南塔仍未完工,停留在第三层。
大教堂的建筑 反映了安特卫普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复杂性。主立面设计的两座塔楼分别象征着城市的两大势力:市民势力和宗教势力。北塔由市政当局和行会出资建造,同时也是市政塔,而南塔由教区出资建造,但尚未完工。这种二元对立在不对称的立面轮廓中依然清晰可见,证明了贯穿城市历史的世俗权威和精神权威之间的紧张关系。
北塔高 123 米,至今仍是比利时最高的钟楼,也是欧洲最高的钟楼之一。1999 年,该钟楼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比利时和法国的钟楼”。钟楼内有一个由 47 个钟组成的卡里隆,它的旋律点缀着城市生活。
然而,圣母大教堂并不仅仅是一座宗教建筑,它还是城市记忆的真实见证,因为每个世纪都在这座建筑上留下了有形的印记:从 14 世纪最初的哥特式建筑到巴洛克式和新哥特式建筑,再到如今仍在丰富其空间的当代艺术作品。因此,大教堂已成为一种活的档案馆,城市和社区的历史在这里分层保存。
然而,圣母大教堂的历史并非没有戏剧性的时刻。1533 年 10 月,一场大火烧毁了部分建筑,扩建工程 被迫暂停 ,南塔的完工也被放弃。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新教的兴起和随后教会的财政危机使得原计划无法恢复。1559 年,安特卫普根据腓力二世的遗嘱升格为教区,但由于该市发生的政治和宗教事件,从八十年战争到 1801 年拿破仑与教皇庇护七世之间的协约,大教堂曾多次失去和重新获得这一称号。
之后,大教堂在 1566 年的圣像破坏运动中遭到破坏,新教徒摧毁了教堂内部的大部分装饰,1581 年至 1585 年间,新教徒的统治又进一步破坏了大教堂。直到回到哈布斯堡统治时期,才有可能开始缓慢的重建和修复工作,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
圣母大教堂是布拉班特哥特式建筑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大教堂有七个中殿,由无柱头的大型多风格捆绑式柱子分隔,内部空间的构思新颖,灵感来自鲁汶的圣彼得大教堂。中厅比中殿宽不了多少,设有高祭坛和深唱诗班,中厅的尽头是由五个放射状小礼拜堂环绕的天顶。16 世纪修建的八角形灯塔(或称 “灯塔”)确保了教堂内部的明亮,而灯塔的修建正是为了防止扩建后的教堂空间过于昏暗。
尽管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破坏,大教堂仍然保留了许多珍贵的艺术见证。黑石地板上镶嵌着白色大理石墓碑,入口处的卡拉拉大理石圣母子雕像可追溯到 14 世纪,是默兹大理石圣母像大师的作品。在大教堂内部的道路上,艺术品随处可见,它们不仅证明了当地丰富的艺术传统,也证明了教堂自我更新和与现代对话的能力。右侧过道上有十四块十字架碑(1866 年)、尼古拉斯-隆布茨(Nicolaas Rombouts)创作的《最后的晚餐》(1503 年)彩色玻璃窗,以及法师礼拜堂里的洛可可式铜镀金帐篷,帐篷上装饰着精美的浮雕。
在中间过道的柱子之间,有安布罗修斯-弗兰肯 (Ambrosius Francken ,1598 年)的《鱼饼相乘》和鲁本斯的大师奥托-凡-维恩(Otto van Veen,1592 年)的《最后的晚餐》等画作,它们都是大教堂的杰作之一。左侧过道的圣母小教堂里供奉着一尊木制的圣母雕像(16 世纪),即安特卫普的圣母,她深受人们的爱戴,附近还有波旁王朝伊莎贝拉的陵墓(1478 年)和阿图斯-奎利努斯(Artus Quellinus)设计的巴洛克式大理石银祭坛。
中央讲坛是米歇尔-范德沃特(Michel Van Der Voort)于 1713 年用橡木制作的,是巴洛克和洛可可雕塑的杰出典范。它来自赫米克塞姆的圣伯纳德修道院,取代了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被毁的讲坛。底座上的四个女性形象代表了各大洲,护栏上则是基督、圣母和圣伯纳德的面孔。在这一切的上方,由天使支撑的面纱以鸽子的形式展现了圣灵,而一位吹着号角的报信天使则为整个作品加冕。
不过,圣母大教堂最著名的还是彼得-保罗-鲁本斯( Pieter Paul Rubens)的四幅杰作(更多信息请点击此处),它们标志着艺术家风格发展的理想轨迹。十字架升起》(1610 年)的三联画以其戏剧性的写实手法将巴洛克风格引入荷兰,而仅在几年后绘制的《十字架的沉没》(1614 年)则以其场景构造和情感深度脱颖而出。在高高的祭坛上,《圣母升天》(1626 年)代表了玛利亚圣像画的转折点:鲁本斯捕捉到了圣母在使徒和目睹她死亡的妇女的簇拥下飞升的场景。在和平圣母小教堂,为 Jan Moretus 和 Martina Plantijn 的坟墓绘制的基督复活三联画完成了鲁本斯艺术成熟不同阶段的旅程。
除了这些历史作品外,大教堂还展出了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例如扬-法布尔(Jan Fabre)的自画像装置作品《背十字架的人》(2015 年),以及萨姆-迪勒曼斯(Sam Dillemans)的《向鲁本斯致敬:从十字架上下来》(Homage to Rubens: Descent from the Cross),该作品以现代手法重新诠释了佛兰德斯大师的名画。这些干预措施证明了这个地方的活力,它能够欢迎和融合不同的语言,同时又不失自己的特色。
除了宗教功能外,圣母大教堂一直是城市社区的参照点。几个世纪以来,圣母大教堂举办了各种公共活动、民间庆典和集体回忆活动,成为城市不同灵魂聚会和讨论的场所。大教堂见证了安特卫普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从宗教战争和法国大革命的破坏,使其几乎成为废墟,到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重大修复,恢复了其原有的美丽。每一次干预、每一次增建、每一次修复都是过去与现在、记忆与未来之间对话的成果。
如今,大教堂依然是朝圣、旅游和文化活动的目的地,保持着一千多年来热情好客的传统。它在安特卫普市中心低调而威严的存在,是超越人类事件的连续性的有形标志,无声地提醒着这座城市具有抵御、适应和重塑自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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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一座蕴含巴洛克珍宝的哥特式杰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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